以“变局”为主题的2025中国苏州企业家峰会于4月22日至23日在苏州举行。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表示，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中美竞争的长期性使得中国企业迎来了技术创新与国产替代的“双重机会之窗”。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趋势下，自2018年起，基石资本的投资重心已转向硬科技领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人工智能和万物互联华融资产，这一趋势为投资提供了明确方向。
张维强调，资本市场应成为经济转型的引擎。国内可以通过构建“耐心资本”与“大胆资本”，完善制度信用，鼓励资本循环，助力经济转型与硬科技突破。
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宋春雨/摄
中国制造业迎来“双重机会之窗”
张维从两个典型案例出发，用以阐述中国经济的优势所在。
一是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量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2024年中国蝉联冠军，并拉大了与日本的差距。
二是2024年中国集成电路出口金额达到1595亿美元，首次成为中国出口额最高的单一商品。中国聚力发展半导体仅几年，就已取得显著进展，尽管高端芯片仍依赖进口，但低端芯片领域已实现自主可控。
张维表示，一方面，这是中国制造业厚积薄发的结果。2024年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Richard Baldwin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是世界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他统计OECD TiVA数据库的数据得出，2020年，按总产值计算，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占比高达35%华融资产，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6倍和德国的9倍，超过第二到九名的总和。
“大规模、低成本、快速响应能力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优势，这种优势是全球独有的。”张维表示，以机器人为例，美国波士顿动力是行业先驱，但因成本高难以落地；而中国企业如宇树科技，依托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得以让高端产品走进终端市场。
2025中国苏州企业家峰会现场，宋春雨/摄
另一方面，这印证了张维几年前的预言：中美竞争的长期性，将开启技术创新与国产替代的双重机会之窗。
这一预言是张维对于演化经济学家卡洛塔·佩雷斯“双重机会之窗”理论的改造。
张维表示，根据卡洛塔·佩雷斯的理论，从技术革命周期的视角，在技术革命的导入期会出现新技术的机会之窗，在技术革命的成熟期则会出现成熟技术的机会之窗，但在成熟的技术上后发国家不可能出现赶超的机会，因为其创新潜力已不足以匹敌先发优势了。
张维表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一些新兴产业，如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车，中国与美国站在同一起跑线；而第三次工业革命留给中国的短板，如高端半导体、工业软件，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遗留的飞机发动机等问题，迫使中国必须通过“国产替代”来弥补这些不足。这种既要“补课”又要“并跑”的双重任务，虽充满挑战，也带来了宝贵的投资机遇。
张维指出，现实出现了超出卡洛塔·佩雷斯理论的情形，在全球化的年代，如其所述华融资产，“国产替代”的机会之窗确实是极小的，但中美对峙、科技封锁改变了这一切，使得“技术创新”与“国产替代”的双重机会之窗真正出现。
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厘清投资方向
张维说，从“技术创新”与“国产替代”两条主线出发，基石资本重点布局了两类产业，一类是新兴制造业，另一类是硬科技企业。
所谓硬科技，主要是指那些与美国存在显著技术代差的领域，如半导体、工业软件。这些领域是中国在科技竞争中必须突破的关键点，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随着中美科技竞争加剧，中国在所有科技领域谋求自主可控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与硬科技相对，新兴制造业的进入门槛相对较低，与国外相比，我国已经实现了同级别竞争的状态，甚至已经处于领先位置，如新能源汽车、太阳能、显示屏等。“这些技术相对成熟，也因此更容易被解码和复制。”张维表示，投资这些领域要谨防产能过剩。
还有一些领域同时满足新兴与硬科技的标准，它们与美国不存在代差，但仍处于基础性技术攻关阶段，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张维表示，当一项投资吻合科技进步趋势和政策引导的双重影响时，其估值亦将脱离传统财务模型。
“我们重点关注科技进步和国家政策引导的领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人工智能和万物互联，这一趋势为投资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张维表示，“自2018年起，我们的投资重心逐渐转向硬科技领域，涵盖人工智能、半导体、自动驾驶、机器人等。这些领域的投资图谱清晰且具有前瞻性。从过去3—5年的上市公司市盈率来看，资本市场对这些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也给予了较高的认可。”
业内普遍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爆发点将集中在智慧汽车、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链上。据张维介绍，基石资本已在这些领域投资了一批具有潜力的企业。同时，半导体作为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短板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工具，也是基石资本的投资重点。除了新兴制造业和硬科技，基石资本还在生命科学和大健康领域进行了布局。
让资本市场真正成为经济转型的引擎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这是张维多次在公开场合谈到的话题。在本届峰会期间，张维表示，资本市场的核心是“制度信用”。要构建“耐心资本”与“大胆资本”，核心是需要延长基金期限、实行更包容上市政策，并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
“中国基金期限偏短。此前，基石资本发起设立连锁药房企业全亿健康，并通过并购将其发展为销售额全国前十的企业。基石资本如果想通过IPO退出，由于上市耗时、上市锁定期都较长，减持规定也较严格，从成立企业到完全退出，基石资本大概要花近20年，所以我们不得不选择了并购退出”。
对比美国，纳斯达克的财富效应、激励创新，允许企业家通过减持实现资本循环（如马斯克减持400亿美元投入新创业）。相比之下，国内对减持“严防死守”，本质上是忽视“激励创新的核心是让创业者有发财机会”的规律。
“注册制的核心是市场化与法治化，是调动全社会的创业和投资热情，进而改变全社会的融资结构”。
张维表示，2014—2023年，美国88%的技术和生命科学企业（技术行业仅包括互联网、电信及相关行业）IPO时亏损，相比之下，国内企业IPO时亏损的仅数十家。另外，A股退市相对较少，近十年年均退市率约为0.5%，导致大量平庸企业“奇货可居”，市值结构失衡。
张维认为，资本市场的“非理性繁荣”是创新的催化剂。美国纳斯达克泡沫催生了互联网革命，中国科创板应学习其“包容亏损、鼓励退出”的机制，让资本形成“投资—退出—再投资”的良性循环。当前A股换手率已显示市场活跃度，且许多千亿市值企业依然享有数百倍PE。
“资本市场的本质不是‘审批筛选赢家’，而是构建‘法治+市场’的制度信用，让企业家相信承担创新风险能带来回报华融资产，让资本相信长期投资有退出通道。”张维表示，资本市场需要的不是政府包办，而是“市场为基”“法治为纲”的企业家社会。唯有如此，才能在中美竞争中让“硬科技”突破代差，让资本市场真正成为经济转型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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